原标题：今日特惠 报名教育强国论坛，送窦昆老师新著和演讲（点开即可收听）
本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，20万字，分为“教育路”、“教育人”、“教育论”、“教育行”、“教育书”、“教育事”、“教育情”共七辑。
每个人都有梦想。梦里的想象，源自于眼睛的所见，引发了大脑的所思所感，夜里睡觉都会想到，就叫梦想。梦想的高度，决定行动的高度。我也有很多梦想，在同龄人、同学们中，我的梦想算是“胆大妄想”的。
我出生在鄂西北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。家里只有两亩八分地，却要供养三个孩子上学。家里住着土坯房，一到雨天就往外舀水。吃面条有时不放盐，盐没了没钱买，所以记忆中我偷吃家里的零食，居然是食盐！除了过年，没穿过新衣服，所有的裤子，膝盖上都有两块方方正正的补丁，像汽车的两个大灯，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补丁，像个脸盆。
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家里都不富裕，穿的都差不多，不觉得有什么。到了镇上读初中，看到镇上的孩子衣服没有补丁，心理不平衡了，知道不好意思了。我宁愿多在座位上坐着，把那个“脸盆”坐在凳子上，也不愿意让班上同学拿嘲笑的眼光看到它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，我能想镇上孩子那样，不用穿着装有“汽车大灯”和“脸盆”的裤子呢？
筑梦的过程中，需要高人引路。如果没有高人引路，我的梦想恐怕就是能够穿上没有补丁的裤子，而不是更大。在高人的引导下，我有机会到城市里，看到城里有钱人的生活，那是跟农村人、镇上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于是，我比农村孩子更加敢想。
帮我放大梦想的高人，是我的爷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爷爷从农村到城里，白天拉着板车满大街收破烂，晚上回到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，整理那堆积如山的破烂。从八九岁时，每到暑假，我都能进城一段时间，跟着爷爷收破烂，帮他推车。中午，我们会在面馆里一人吃上一碗两角钱的牛油面（也叫“窝子面”），味道真香啊，一碗吃不饱，吃了还想吃，爷爷就会把别人吃剩下的面碗端过来，一人一碗，喝掉，喝饱。我在城里的生活虽然依然艰苦，但是看到了城里的高楼、汽车，看到了城里人相对富裕的生活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，我能跟他们一样？
帮我接近梦想的，是我的父亲。我们那儿城里人管父亲叫“爸爸”，农村人叫“伯伯”。我父亲也在城里，但是我们只能叫“伯伯”，因为他只是个临时工，一辈子都是临时工，不算是真正的城里人。伯伯想转正，却总是转不了，就把他的梦想寄托在我们身上。他就告诉我们不知道从谁那里听来的一句话：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在那个年代，农村孩子成为城里人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考学。所以，不管家里日子再紧巴，再缺少劳动力，我们家三个孩子一直都在上学。哥哥读了本科，妹妹读了研究生，我是最屁的，初中毕业上了中专，但也算转了城市户口，吃上了商品粮。中间虽然多有波折，但第一个梦想还是实现了。
我的中专，读的是湖北省化工学校，学的是无机化工专业，造尿素碳氨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清楚尿素和碳氨有什么区别，我不喜欢我的专业。大概从中专一年级开始，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报社记者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学，文学青年比官二代、富二代有面子，更受女生和老师青睐。我最初只想当文学青年，写了很多诗歌、很多散文、很多小小说，也写过中篇小说，甚至着手写过长篇小说。遗憾的是，无数次投稿，都失败了，连退稿信都没收到过。
帮我接近这个梦想的第一类贵人，是学校所在地《黄石日报》的编辑老师们。我决定从简单点的文章开始，仿照报纸上的文章，写新闻稿。老是没有发表，我就送稿件到报社，当面向编辑请教，遇到了陈宗聚、贾发雷两位老乡，帮我不少。后来，有结识了文尚泳、刘宇昂、华夏、李云进等老师，带着我采访，帮我修改稿件。我的新闻作品一篇接一篇见报，有时一天报纸上会有好几篇。有两个暑假，我没有回老家，就在报社打工。没有工资，只有稿酬，每篇少的3元，多的20元。暑假两个月，我能挣200多元稿酬，而我当时的生活费也就是一个月30元。临近毕业，我的同学们一个个被分配到了化工类的国有企业上班，我的工作单位却没有着落。因为我萌生了到报社当记者的念头，但是，报社领导说，这小伙写作能力不错，也能吃苦，但是学历不行，报社规定大学生才能进报社。
帮我实现这个梦想的的贵人，是老家县报的朱道钰社长。毕业那年的暑假，我拿着一大摞报纸上发表的新闻作品，敲开了社长办公室的门。我说这是我的作品，我爱好新闻，请给我一个写作的机会，我不要工资。社长收留了我，让主任给我安排了一张办公桌。我以“实习生窦昆”的名义在报社干了将近两个月，没有工资，只有稿费，比《黄石日报》标准低很多。我比任何人都勤奋，没把自己当没工资的实习生。那天，朱社长带着我下乡采访，临近回报社的时候，他在前排副驾驶座上问我：“小窦，你的档案在哪里？”我说在学校里放着，他说：“给你两天假，去学校把档案转到报社来。”当时，中专生一般只能进国有企业，父亲单位一位同事的爱人马文法叔叔，在组织人事部门上班，也帮了很大忙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的第二个梦想实现了。
一个人的梦想，尤其是像我这般敢想的人的梦想，不是靠自己就能实现的，感恩实现梦想道路上的贵人相助！参加工作后，我曾多次到《黄石日报》，向当年帮助我的编辑记者老师们谢恩。当年批准我进县报当记者的老社长退休后，被我高薪聘请到晋级教育工作，至今前后已经五年了。
在县报干了几年，我是报社的六大标兵之一，唯一的“业务标兵”，大照片挂在楼梯口。人的欲望却不断膨胀，或者叫梦想不断放大。原以为记者牛逼，其实记者也分等级，县报记者跟市报记者、省报记者一起采访，无论你水平如何，就只能靠边站，坐席时也只能坐下首。于是，市级的《襄阳晚报》对外招聘，我考取了晚报记者。在晚报干了一年，我又考进了省级的《楚天都市报》。在那里又干了六年，新闻记者生涯度过了十三年，我又有了新的更大的梦想：辞职下海当老板。
在省报我也算干得风生水起。当过党政记者，经常面见省委书记、省长；派回老家襄阳，当记者站站长；报社创办地方版，办一份新报纸，负责人竞争上岗，老总找我谈话，内定我为主管新闻的编辑部主任。我很投入地履行职责，带着团队把这份新报纸办得对以前的老东家《襄阳晚报》很有压力。我原以为会在新闻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，直到我也没有看清楚的巅峰，直到退休。然而，一些外界的意想不到的因素让我改变了梦想，使我走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改变我梦想的第一个人，是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李菲。我带着记者去采访，有点兴师问罪的味道，问市民反映学生双休日、寒暑假还要补课，导致学生课业负担重，教育部门如何解决。李菲局长是考试选拔上来的局长，也有几把刷子，拿出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给我讲法：教育局只能禁止公办学校补课办班，但是对于民办教育机构办班不但不能禁止，还要搞好服务，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根源在于家长有需求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所以社会上补课办班红红火火。那次采访结束后，我在襄阳鼓楼附近的一家西餐厅里，对两位女同事谈了我的一个想法：“我要办一家培训学校，教孩子们写作文。”两人一笑，不置可否。一年多以后，两人说：你说要办学校，以为你是说着玩的，就真的办了。
改变我梦想的第二类人，是报社领导。就在我一门心思想把地方版办好、并且已经有了很大起色的时候，一个电话从省城打来，我被调回总部了。事前没有征求意见，通知过后也没有商量余地，甚至我连开口商量的勇气都没有，挂掉电话，我几分钟呆在原地，心想：为什么我的命运一直掌握在别人手里呢？
几分钟过后我决定：将来一定要自己当老板，结束上班打工的命运。我让爱人牵头，真的办起了一家培训学校，我在幕后指挥。经历三年的摸索过后，我辞去了报社工作，从省城回到襄阳，全心全意投入到民办教育行业。我的当老板的梦想，再次实现了。
我还有第四个梦想，就是我现在正在努力要实现的，就是让中国每一座小学旁边，都有一所晋级托管。
虽然路途遥远，但是已经上路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一点一点地在实现。这个梦想够大了吧。中国有多少所小学？网上查询的数据是：共有587949所！没有哪一家教育机构，敢说在每一所小学旁边都有一家分支机构。事实上，除了学生托管以外，培训机构、幼儿园、早教机构，也不需要在每个地区都开上很多。梦想只有足够大，才能拼尽一生去实现，这个很大很大的梦想，够我奋斗一辈子了。从此，不再更新梦想。
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仰望星空，脚踏大地。每一个大的梦想，都包含了很多个小小的梦想。只有实现了一个个小小的梦想，才能离大的梦想更近一步。
在追逐第四个梦想的过程中，我实现了扩张直营校区的小梦想，把校区从襄阳开到了武汉、黄石；我实现了打造校外教育界最牛团队的梦想，晋级教育团队在业界有口皆碑；我实现了把品牌推向全国的小梦想，把总部建在北京，在武汉、西安、长沙等地建立基地；我实现了当讲师的小梦想，一年有一半时间为全国教育界从业人员讲课；我实现了为校外教育界写书、出教材的梦想，每年都能出好几本书；我实现了把托管教育推上大雅之堂的梦想，晋级托管教育品牌两度走上了新浪教育盛典的领奖台；我实现了个人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梦想，先后做客CCTV对话中国品牌栏目、影响力人物栏目接受访谈，新华网评选我为2014年度中国教育影响力人物……
现如今，我最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梦想是，拍一部电影，唤醒全社会对孩子放学后到回家前这段时间的重视，电影的名称就叫《放学后》。说她不大，几个月就能实现，总投资也只有1500万元；说她不小，电影不是微电影。也不是网络电影，而是经过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拍摄、并且将来要批准放映的可以进院线放映的电影，在我之前，民办教育界投资拍摄院线电影的，只有新东方集团投资拍摄的《中国合伙人》。正是看了那部电影，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，2015年11月的一次讲课中，我宣布，晋级教育将来也要拍一部电影，电影名称就叫《放学后》。仅仅过了几个月，这部电影就开始了拍摄，并顺利杀青。
梦想，是人生的航标。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，没目标的人生叫流浪。我的人生不能流浪，只能精准航行！